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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饶毅《科学》社论引高层关注，缘何学界反应寥寥？

最近，一篇文章让中国科技界很“蒙羞”。

9月3日，两位来自中国最高学府的杰出“海归”院长在世界著名杂志《科学》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China’s Research Culture）的社论指出，中国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更多地是靠关系而非学术水平高低。这是两“海归”第一次通过外媒直接“炮轰”当前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将中国科技界广为流传的“内幕”公诸于世，深深触动了科技界这根恒久远的神经。

此二人就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

社论引高层关注¶

“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施一公和饶毅直指中国科研存在的弊端，“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这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就在同一天，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科学时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篇社论的中文版。

这次揭短直指中国科技界长久以来的症结，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系教授、中国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小凡透露，两位海归的“炮轰”已由相关部门上递到中央，受到了“中央高层的重视，相关批示已下达给科技部等职能部门。”

对于国内的科研体制问题，能得到国家高层领导批示的机会并不多，这次无疑是变革中国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的重要契机，也许正如施、饶两位教授所言：“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

“我原则上同意施（一公）饶（毅）意见，他们的意见也是大多数正直科学家忧国忧民的意见，是一剂苦口良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告诉《科学新闻》。“建议科技部集中精力抓制定科技政策和国家目标导向，（争取）和各种具体科技计划项目（如“973”“863”……等）彻底脱钩。”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明白的，国内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蕴渝告诉《科学新闻》，“不只是学术界存在各种问题，工商界、经济界、政府机关各方面都有问题。中国的体制在逐渐改变，中国30年的进程不都是在改变吗？不满意就提出来，提出来就想办法改嘛！”

学界反应寥寥？¶

就在高层高度重视的同时，科技圈对于这一事情似乎反应平淡，连支持施、饶的声援都没有。

事实上，“不是学术界不关心，只是他们不愿意将什么事都搬到媒体公诸于世。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今年的院士大会上就专门讨论过，院士咨询报告中也已经涉及到了。所以不能说学术界不关注。”施蕴渝说。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施一公和饶毅认为，“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经费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

不仅如此，两位“海归”院长认为：“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做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谈到这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并不避讳，他告诉《科学新闻》：“施一公和饶毅教授回国后大力呼吁改变科技界的学风，并带头自律，我对他们反潮流的勇气和改变学风的决心表示钦佩。他们两位回国不久，对国内目前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很看不惯，而像我这种回国已20多年的老‘海龟’似乎已经逆来顺受了。我想出现这种局面，并不能认为国内科研人员都同流合污了。因为改变一种环境，或者说改变一种文化需要极其艰苦而长期的努力。”

“关心这件事的人其实很多，不出声并不代表就是旧体制下的受益者，只是大部分学者都不强势，怕受到压制，只好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不愿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朱猛进说。

官学勾结：劣币驱逐良币¶

学术水平优劣本来是能否获得国家项目和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从几千万到上亿元的巨型项目来说，水平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

施一公和饶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这些项目的申请指南，表面上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实际上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因为，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共资助10061项，资助经费约33亿元，平均到每个项目的经费只有32.85万元。平均资助率为17.49%。青年科学基金项目6079项，资助经费12亿余元，资助率21.31%，平均每项资助强度近20万元。

相比国家大型项目而言，自然基金经费少得可怜。就拿国家“973”（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计划来比，项目资助分为三类，A类为3000万元以上，B类为1500~3000万元，C类为1000-1500万元。

就单个项目横向对比，经费多寡一目了然。也许这正是所谓的“大牌科学家”和“专家”只拿国家大项目，而不屑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缘故。

更有甚者，现在盛行的一种称为“学术包工头”的现象，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将其称为“科研掮客”：自己不读书、不治学，专事承接科研项目，拿来分包给别人；不择手段地张罗、攫取研究项目；自己不亲历亲为搞学问，却处处署名，事事抢功；经常目无法纪，随意践踏科研道德规范，为了虚报战绩，一稿多投，剽窃抄袭，伪造数据，无所不为等等，“尽管此类人为数不多，也不一定‘五毒俱全’，却为害甚烈，败坏学术道德风气，破坏已有的优良学术传统，影响科学事业发展，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朱猛进认为，当今中国最大的学术腐败不是利用抄袭、剽窃和造假等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是科研经费分配体制这类制度性腐败。“包括‘科研掮客’在内的学术包工头们独揽经费分配大权，根据私人关系坐地分赃，常常将那些颇具实力但无私交的青年才俊排斥在资助对象之外。”

“查查国家‘973’就可以发现，许多评审专家本身就是项目的参与人员，教练和队员的活儿都干了。”北京工业大学的张姓教授告诉《科学新闻》。“而像我这样的普通科研工作者，很难融入到他们的利益共同体中，所以想申请到项目比登天还难，只能申请点国家自然基金勉强度日。”这更加验证了朱猛进的观点。

众多事实面前，让回国没几年的两位“海归”发出感叹，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对此，李国杰也表示认同，“一般而言，越大的项目越有人拉关系。”

相对而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经费分配和课题评审还算比较公正的，特别是面上项目，评委特别多，拉关系的问题不算很严重。”李国杰认为。“（我所在的）计算所今年评上40多个面上基金项目，大部分是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拉关系。”

如何解决大项目的公正评审，如何选择最有实力的单位和学者承担项目，确实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程序公正、公开、透明也许是个办法，但是“不要以为关键环节全部公开，就一定找对了人。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如何发现能看准人的伯乐可能比做到公开评审还难。”李国杰认为，“为了减少大课题评审中的腐败，一种国际上通用的办法可考虑在国内实行，即从真正内行中挑选公正的专家在一两年内脱产主持项目评选（不是由行政官员主持）。美国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各领域的主任一般不超过2年，在任期间有严格的回避制度。国内的专家组任期太长，碰上不太公正的专家（哪怕是院士）把持一个领域太长时间（国内一个专家控制5~10年很常见），这个领域就倒霉了。”

“科技圈就是个关系网”¶

除了科研基金分配不均，还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那就是很多科研工作者都是在“跑部钱进”。

事实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了养活自己的课题组和研究生（硕士、博士以及博士后），多数科学家就不得不跟着项目跑，项目在哪儿，申请书就递到哪儿。所以他们往往很难沿着自己的科研兴趣一直做下去。而在中国，你想做什么研究不是你说了算，而是国家大的科技指挥棒说了算。”中科院某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向记者道出多年的苦闷。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雷总结说，在资源配置方面，目前仍然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效率低下和重复浪费等现象，一些科研骨干为了得到更多经费而花大量精力四处申请项目，无法真正安心科研工作。

有钱的更加有钱，没钱的则很难坚持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久而久之，就被远远地抛在了科技圈的后头。“整个科技圈就是个关系网，上九流人的人拿国家纵向课题，像‘973’‘863’项目等，而下九流的人没有办法，只能去申请点自然基金或横向课题。”这是一位教授的肺腑之言。

反观日本，“教授非常少，但是创新却很多。不仅如此，日本随时可以拿诺贝尔奖的至少有30个人，什么时候拿都不奇怪。SCI文章的影响因子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你那篇论文发出去以后有多少人引用。”在日本从事科研工作8年、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陈杰在9月3日举行的国家高端人才引进研讨会上说。

中日的极大反差，更加折射出中国科技界问题多多。而长此以往的后果，“往往是花了大把大把纳税人的钞票，最终得到的就是几篇没人引用的烂文章。”

自上而下的资助方式导致了中国的大部分科研工作者都无法按照自己的科研兴趣去努力钻研，而是苦于“跑钱奔命”的现状。由于研究方向很难一直持续下去，科研的“零散”分布格局，往往导致很难在某一学科出现重大的研究成果。

革除潜规则¶

然而，国家重视归重视，但解决问题并非易事。

“国家高层决策者应该是了解这些问题的，但是，他们是否有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好说了。但是，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风险相对较小的改革切入点。国家如果真想进一步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好的抓手。”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向《科学新闻》坦言。

推进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部分人的事业，这是一个前仆后继代代相传的事情。“我现在只能多多地教育我的学生，同时影响我的同事。对于领导和大牌科学家，我能说上话，就说一些，能写一些东西就写一些；如果有谁能听，我也愿意说，说了不愿听，我也不怨天忧人。”

前述匿名院士认为，目前有4个深层次的问题亟需解决：1、国家重点要支持的到底是什么科研？应该通过几种途径支持？2、国家对科研的支持到底用多少一次分配的方式，多少二次分配的方式？3、二次分配的方式，是否都一定要走项目的方式？4、即使要走项目的方式，什么是更有效的项目方式？

“人人喊科研环境不好，但环境是由一个一个科研人员组成的，讲别人跑关系的人未必自己不跑关系。因此最重要的是强调人人从自己做起，强调‘慎独’。还要强调有自知之明，做自己有本事做的事，不要什么项目都敢接。”李国杰强调。“中国学术界的一种不良风气是把同行看成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常常看不起同行，不认真向同行学习。因此常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跑关系最多的人往往是二三流的科技人员，起到干扰课题评审的作用。”

“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建立有效的科研管理与统筹协调机制，优化科技资源的配置和合理利用，加快政府相关部门职能转变。”郭雷告诉《科学新闻》，“希望国家像重视海外人才引进一样，下大力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研环境改善，这一点更具有根本性、紧迫性和长远意义。”

而李国杰则认为，“君不见五四运动中大张旗鼓宣传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快100年了还没有深入人心。可见涉及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事情，对其变革的难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对于未来的发展，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看来：“合理和公平的科技管理和资金分配需要不断地讨论和争辩。（每个人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讨论才会更加中肯、更加全面。”

原文地址：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9/238223.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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